青春如此荒誕

我在哪裡……

在午睡……嗯……我可以感受到床邊那扇打開的窗，坦蕩蕩地把一片晴空框起來，清明悅目， 天高氣爽。

這幅畫面不是靜態的。我不必睜眼就可以倒背如流。可不是，你聽，“吱啁啁吱啁啁”，呵呵，一隻饞舌麻雀漂亮地展示飛功，從空中筆直劃過，乾淨俐落，唔，用不著猜，我知道是柔若無骨的午後季候風，躡手躡足不知何時潛入，促狹著向我吹氣呵癢……

“阿弟，你站這兒！妹仔，妳去那邊！”
“噢，等等我！”
“快呀！嘻嘻……啊！不要抓我……”快躲起來，姐姐抓人了，我知道大魚缸的角落是個藏匿的好地方……快……
“看到了！”姐姐喊……
“看到了！出來！臭坑！”咦，不是姐姐，是翠絲汀的聲音……是外甥女在指揮表弟妹捉迷藏……“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好吵， 誰把鬧鐘調在這個時候響？

“嘀嘀嘀嘀……”似乎離我很近，嘀嘀嘀嘀，一波又一波地送過來。

竟然是我自己的鬧鐘： 下午5時。寢室暮氣沉沉，窗是閉的，天冷。我為什麼預設在此時此刻醒來……有約會……沒有。
我在哪裡？……宿舍……台大……台北 ！我回來了。開學了。

“臭坑！”翠絲汀稚嫩的嗓子像十多年前的姐姐，斥責在遊戲中耍詐的參加者，麻溜老練的福州話渾然天成，仍在我耳際回盪著，“臭坑！再臭不和你
卡溜了！”認真地，霸氣十足。我發現自己正神經兮兮地，躺在黑暗中擁著棉被暴笑。
“臭坑！”字正腔圓，這兩個字，從出世時只會哭得羊咩咩的翠絲汀口中生產出來，並且承襲著同等份量的要脅及那麼點權威感，讓我覺得有趣又詭異。她是如何做到的？從理解、模仿到運用它發號司令？嘿，無論如何，這兩個惡字的生命確被延續下來了。

鬧鐘是過完春節，從家裡回到這座島之前，爸爸叫我帶來的。可是，為什麼是下午五點？我記得，這個美國製造的鐘，是爸爸在新年前夕買的，年初一的傍晚，我們與到訪的朋友聊天時也響過一回。是了，八成是爸爸設定清晨五點起身徒步運動，他那管什麼a.m.或p.m.，他就唸幾年私塾，當時他還是中國人，當然不學洋文。

我的家在海外。

海外哪裡啊？人們對家國的具象概念不是以地的邊緣為界嗎？排除於土地中心之外，在那望不見邊際的區域之涯的抽象疆界，就是海外，住在那些地帶的黃種人，都是一種叫做“海外華人”的族群。這種血統的歷史性往往多於地理性。因為，不管你站在世界地圖的正中央──太平洋上，經度180度和赤道的交集點、抑或世界第一大洲的中心地段，“海外”依然是你的血緣──鄧主席生前“教導”要效忠僑居地、蔣總統曾推崇為革命之母、混合著離散和尊榮的尷尬身世，雖然你其實並不認識他們，也不明白兩人到底與你有何親戚關係。

我爸倒可能對他們略有所聞。他好像就是在既不嚮往革命烈士的無名光環，也沒有意願成為同志的情況下，隻身離開土地。對於那個時代而言，我爸爸的理想太高了；想安居樂業、成家立室，只好前往未知的“海外” 。

真妙，不是嗎？一個家族的故事可以在一個人一生中某一時間的一個念頭之下改寫。一個生命的命運，也可以潛伏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隨之改變、從基因到成熟成形，已然橫越海洋，遠赴他鄉，連記憶都沒有。

我生在“新福州”，幾乎全鎮人都說福州話，以及福州音濃重的華語，我們不稱中文，因為已不在其“中”；也不叫國文，我們小時候都以為國文和馬來文殊字同義。“新福州”是福州人血汗匯成的新家園，是一座叫“詩巫”的小
鎮。“詩中的巫國”，就是爸爸選擇安頓我們的王國，讓我們一年又一年在翻閱“馬來西亞童話故事”、“中國民間神話”、“印度民間故事”、“達雅英雄傳奇”之間，“多元文化”地成長，長成人類學物種變異的證明品種。

熱帶的泥土把我們陶塑成“可可人”，外褐內黃。我們的眉變粗了，眼睛變大、瞳孔變得原始，顴骨也機警地高聳。當我們發育成人，走在北京首都機場，人們會問我們是否菲律賓或印尼遊客。當我們來台灣唸書，同學會像讚嘆非洲人說中文一樣地驚呼：“你怎麼會講國語？”是的，我們一生中往往得花不少
時間去解釋自己的身份，去調適仍游離、未完全沉澱的細胞，以及，成年後轉為顯性的，半私密半不倫不類的鄉愁。

因為在海外 ，不免對陸地好奇。因為知道血脈源自陸地，於焉產生窺探的慾望。

秘密的逗引始於爸爸桌上的“中國”郵票。當我長到視線與桌面平行的高度，就悄悄覬覦那一封封疊得整整齊齊的信封了，我總是趁爸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隙縫鑽入那間房，像例行觀察計劃的執行者，緊盯著郵票上陌生的灰、褐
、暗紅色彩，揣想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捎來的訊息。我衣服上斑斕的太陽花、木槿花與那些灰灰沉沉的調子就那般兩相凝視。

我沒有問他。二十多年，我始終不曾進入他內心，他當然也沒有什麼“親子關係”概念。我曾經以為他嚴苛冷漠，其實是不善辭令。他的大半生時間都用來開墾、刻苦耐勞、娶親養子，哪有時間去“口述歷史”；倒是媽媽，他用五年割膠工資賺來的聘金相中的妻，透露了片段枝節，提供基本線索。

他絕不知道 ，我中學歷史考得最好，與他不無關係。當我秉燈夜讀，我哪裡是在備試，我在忙著尋找他的蹤影呢。

“三四十年代，支那天災人禍、饑荒加上戰事，國軍強召長男入役，民
不聊生，福建省以南大批華人前來我國謀生，協助開墾……”，即使躋身馬來文字中，我仍然可以認出混在人群中，少年的他。只是，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離家、出國，他臨行最後一回躺在自家的床上，窗戶外是什麼景像？他會不會記一輩子？告別爹娘和弟妹，赴一個未知
的方向，除了生離，死別的陰影可曾籠罩他？
我更無從想像，在早期船艇裡，飄流汪洋長達一個月，是怎樣的漫長，腦海但浮現博物館中，簡陋的昏暗艙房，木板上飯菜的模型，三個金屬盤子，盛裝幾片豆腐乾、長豆，供應一整長桌乘客的糧食……。

“割膠工人凌晨未三點即起身，戴上頭燈，提著膠刀膠桶開始割膠。割膠工人皆勤快吃苦，晴天是他們的工作天；遇上雨天，割膠工人只能乾著急發愁
，因為生計成了問題。”我能勾勒他發愁的神情。八十年代初，全球經濟衰退，他不但失去笑容，而且三百六十五天深鎖眉頭，這一切，都看在我 ── 一個小學生的眼裡。

椰風膠雨， 色彩繽紛鮮艷的奇花異卉，伏虎群象……這是許多人對熱帶雨林的想像，風景明信片式的，剝除了書寫策略的裝飾、驚險傳奇的刺激，或
環保、地理知識的實效，我懷疑它還剩餘多少浪漫與魅力，尤其，對一個四十年代孑然一身、孤單無依、連徒有四壁的“家”也沒有的少年而言，林子裡不但難得一見世界第一大奇葩萊佛茜亞(Rafflesia)，反而遍佈每日必須涉經的雜草，導致腿部長年累月生瘡流膿、苦不堪言；加上日以繼夜引針抽血的惡蚊，一口咬
在瘡痍滿目的傷口上，抓得癢來，一雙血腳已不忍卒睹。除了體外傷膿，雨林也是瘧疾和霍亂的滋生地，在荒山野地上吐下瀉，天不應地不響，都是常有的事，提供了豐富素材予“病痛文學”倒是真的。

“一九四一年，日軍上岸，佔領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凌虐百姓、姦殺婦女、佔領民財……”我知道，日軍命令百姓自掘土坑，以埋葬槍斃後的自己；日軍用自來水灌腸，百姓肚爆致死；日軍掌摑人民，頭歪骨折，殘廢一生；日軍……無數耳熟能詳的歷史畫面被上一代流傳著。我們被訓誨的開場白一向是：“你們呀，沒經歷日本時代，不知道苦……”，我想我真的無法知道，這樣的恐怖歲月，一天已教人無法消受，何況是三年又八個月，並且活了下來。他也許曾苦笑，早知就在故鄉當兵，戰死沙場也快活過這種日子，此時此地，何生可謀？

很可能，爸爸的生理心理就在這些熬煉中突變了。大半生的烈日烘焙、風吹雨打、撥弄曲扭，這一切遠遠抵銷最初十四年的黃土高坡與冰寒體質。冬天冒嫩芽的竹筍，雪中的梅，漸漸從記憶庫淡出，只收藏在山水畫裡。

到我出生的時代，爸爸已備好完整的家迎接我。近廿年的歲月，我一直很理所當然地獨佔一房，享受寬敞的客廳、廚房、露台、可盡情奔跑的石灰路，以及綠油油草地之間結果纍纍的紅毛丹、芒果、番石榴、香蕉、木瓜，紅橙
黃綠一應俱全。我們不用擔心被蚊子咬，因為爸爸總是讓草坪維持一至兩吋的高度，隔一段日子即把落葉堆成小山，放火燒得乾乾淨淨。我們也可以毫無顧慮地嬉戲野草上，偶爾生幾顆瘡，到爸爸琳琅滿目的藥箱一探，隨手滴個消毒水﹑敷上藥就成了。

木板搭建的大屋子，以及週遭廣闊的空間，是爸爸赤手建立的王國，只是﹐
他自己並不常在其中，除了休息。每天早晨天未亮透，爸爸毫不拖延的開門聲準時就宣佈一天的開始，未過片時，腳步聲已拾級而下，消失在石灰路末的鐵門。傍晚時分，我愛躺在斜木欄杆上，悠閒地觀看天空上姿態萬千的飛鳥，以及忽爾像小狗，忽爾又像鯨魚的白雲，直到倦鳥飛走、雲層也被紅霞染遍，天色
緩緩沉了下來……一個人影，此刻就會適時在夜幕閉合的一剎那穿過籬笆門，騎著單車歸來﹐這時我便會一躍而下，跑向他接過工作包。那皮面已畫花、拉鍊被厚厚的賬簿撐壞，有魚蝦氣味的包包，裡面有我期待了一天的華文報紙，也洋溢著爸爸的氣息。他是家的創辦人、 家長、資源供應者，但他極少出席於有形。他從黎明五點到晚上六點之間的喜怒哀樂，和我出世前的歲月一樣，統稱在“過去”二字裡。他像那棵佇立屋外的椰樹一樣，為我們擋風遮雨，提供果實果汁，而又沉默、無求地低調成風景的一部分。

幾十年就在孩子們忙著長大、忙著鬧情緒、忙著憧憬和要求中如飛而逝。當我也乘搭飛機離家升學，爸爸已年屆七十，終於決定退休，為近六十年的奔波勞碌劃上句號。

當他回到他的王國，那幢獨立式大木屋，孩子都已離開，建立了各自的家庭， 甚至已繁衍了下一代。幾十年的流轉，使一個少年成為“爺爺”和“外公”。在扮演家長、父親，重複又重複的鏡頭，一直到第三代的出現，他早已停格為永遠的望鄉人，文化名詞的標誌，在海之涯。

我在四面環海的島上，用他的文字閱讀他的故國；我的書寫和他的衰老在時針分針嘀答嘀答中，同時進行。我每隔一年回去團圓，他的白髮有增無減，他的面頰越陷越深，尤其那雙走過春夏秋冬，行過窮鄉僻壤的腳，已開始疼痛。“就像樹木，老了內裡就朽了、腐了。”他輕描淡寫，似乎形容的真的是樹木。四週的果樹倒的倒、砍的砍，都打橫躺著了，因為枝幹已枯竭，不再輸送養料和水份。我兒時躺過的木欄杆，何時也已脫開，並且呈乾裂狀……

不過，這趟返家﹐我從看夕陽的那個角度望去，訝然發現一堆土坵，那是前
些時爸爸又拖犁翻土，準備種木瓜樹用的。他說，等我明年回去又有水果吃了，又大又紅又結實的甜木瓜。

哎，我剛剛怎麼在睡覺呢？想起來了，頭痛又發，覺得冷。其實溫度不低啊，只是每次從家鄉返校上課，總鬧水土不服。一個月當中，從冬天移到盛夏，又從盛夏移回初春，我適應不良。

有一回我遲遲等不到機票，同學笑曰游泳回來。我不能。我的生命是被移植的，是那種連根部和著一小撮原土另植他處的移法，我不是游動的生物。

我在海外，在當地的溫度、濕度、光線的呵護下長成，我身子裡的生命力來自芒果、榴槤、木瓜、野豬、土雞、魚乾……，我在揮汗如雨的天氣裡雙頰紅撲撲滿是活力，在寒流中卻蒼白蕭瑟………

那爸爸呢﹖沒有人知道，在海外，爸爸曾否思鄉成淚，如何咬緊牙關克服痛苦與恐懼，快樂時向誰歡呼，悲傷時向誰求助，我猜，更不會有人過問他曾否生過青春痘，甚至…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來自中國，憑赤手空拳開拓了我們的家園。

他活在二十世紀，但二十世紀史裡絕不會有他，即便只是做為歷史符號的一小點。人類書寫的歷史，記載的是科學產品、戰爭、光環和銅像，爸爸的生命史，卻將記載在萬年前被海水漫過的泥土裡。只要仍有麻雀飛過、有風拂過、有腳印踏過，只要鄉音依舊，兒童一代又一代長大，生命史的律動就不變，哪怕在春夏秋冬或四季皆夏的國度。

我的家在海外，有空來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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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裡……

在午睡……嗯……我可以感受到床邊那扇打開的窗，坦蕩蕩地把一片晴空框起來，清明悅目， 天高氣爽。

這幅畫面不是靜態的。我不必睜眼就可以倒背如流。可不是，你聽，“吱啁啁吱啁啁”，呵呵，一隻饞舌麻雀漂亮地展示飛功，從空中筆直劃過，乾淨俐落，唔，用不著猜，我知道是柔若無骨的午後季候風，躡手躡足不知何時潛入，促狹著向我吹氣呵癢……

“阿弟，你站這兒！妹仔，妳去那邊！”
“噢，等等我！”
“快呀！嘻嘻……啊！不要抓我……”快躲起來，姐姐抓人了，我知道大魚缸的角落是個藏匿的好地方……快……
“看到了！”姐姐喊……
“看到了！出來！臭坑！”咦，不是姐姐，是翠絲汀的聲音……是外甥女在指揮表弟妹捉迷藏……“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好吵， 誰把鬧鐘調在這個時候響？

“嘀嘀嘀嘀……”似乎離我很近，嘀嘀嘀嘀，一波又一波地送過來。

竟然是我自己的鬧鐘： 下午5時。寢室暮氣沉沉，窗是閉的，天冷。我為什麼預設在此時此刻醒來……有約會……沒有。
我在哪裡？……宿舍……台大……台北 ！我回來了。開學了。

“臭坑！”翠絲汀稚嫩的嗓子像十多年前的姐姐，斥責在遊戲中耍詐的參加者，麻溜老練的福州話渾然天成，仍在我耳際回盪著，“臭坑！再臭不和你
卡溜了！”認真地，霸氣十足。我發現自己正神經兮兮地，躺在黑暗中擁著棉被暴笑。
“臭坑！”字正腔圓，這兩個字，從出世時只會哭得羊咩咩的翠絲汀口中生產出來，並且承襲著同等份量的要脅及那麼點權威感，讓我覺得有趣又詭異。她是如何做到的？從理解、模仿到運用它發號司令？嘿，無論如何，這兩個惡字的生命確被延續下來了。

鬧鐘是過完春節，從家裡回到這座島之前，爸爸叫我帶來的。可是，為什麼是下午五點？我記得，這個美國製造的鐘，是爸爸在新年前夕買的，年初一的傍晚，我們與到訪的朋友聊天時也響過一回。是了，八成是爸爸設定清晨五點起身徒步運動，他那管什麼a.m.或p.m.，他就唸幾年私塾，當時他還是中國人，當然不學洋文。

我的家在海外。

海外哪裡啊？人們對家國的具象概念不是以地的邊緣為界嗎？排除於土地中心之外，在那望不見邊際的區域之涯的抽象疆界，就是海外，住在那些地帶的黃種人，都是一種叫做“海外華人”的族群。這種血統的歷史性往往多於地理性。因為，不管你站在世界地圖的正中央──太平洋上，經度180度和赤道的交集點、抑或世界第一大洲的中心地段，“海外”依然是你的血緣──鄧主席生前“教導”要效忠僑居地、蔣總統曾推崇為革命之母、混合著離散和尊榮的尷尬身世，雖然你其實並不認識他們，也不明白兩人到底與你有何親戚關係。

我爸倒可能對他們略有所聞。他好像就是在既不嚮往革命烈士的無名光環，也沒有意願成為同志的情況下，隻身離開土地。對於那個時代而言，我爸爸的理想太高了；想安居樂業、成家立室，只好前往未知的“海外” 。

真妙，不是嗎？一個家族的故事可以在一個人一生中某一時間的一個念頭之下改寫。一個生命的命運，也可以潛伏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隨之改變、從基因到成熟成形，已然橫越海洋，遠赴他鄉，連記憶都沒有。

我生在“新福州”，幾乎全鎮人都說福州話，以及福州音濃重的華語，我們不稱中文，因為已不在其“中”；也不叫國文，我們小時候都以為國文和馬來文殊字同義。“新福州”是福州人血汗匯成的新家園，是一座叫“詩巫”的小
鎮。“詩中的巫國”，就是爸爸選擇安頓我們的王國，讓我們一年又一年在翻閱“馬來西亞童話故事”、“中國民間神話”、“印度民間故事”、“達雅英雄傳奇”之間，“多元文化”地成長，長成人類學物種變異的證明品種。

熱帶的泥土把我們陶塑成“可可人”，外褐內黃。我們的眉變粗了，眼睛變大、瞳孔變得原始，顴骨也機警地高聳。當我們發育成人，走在北京首都機場，人們會問我們是否菲律賓或印尼遊客。當我們來台灣唸書，同學會像讚嘆非洲人說中文一樣地驚呼：“你怎麼會講國語？”是的，我們一生中往往得花不少
時間去解釋自己的身份，去調適仍游離、未完全沉澱的細胞，以及，成年後轉為顯性的，半私密半不倫不類的鄉愁。

因為在海外 ，不免對陸地好奇。因為知道血脈源自陸地，於焉產生窺探的慾望。

秘密的逗引始於爸爸桌上的“中國”郵票。當我長到視線與桌面平行的高度，就悄悄覬覦那一封封疊得整整齊齊的信封了，我總是趁爸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隙縫鑽入那間房，像例行觀察計劃的執行者，緊盯著郵票上陌生的灰、褐
、暗紅色彩，揣想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捎來的訊息。我衣服上斑斕的太陽花、木槿花與那些灰灰沉沉的調子就那般兩相凝視。

我沒有問他。二十多年，我始終不曾進入他內心，他當然也沒有什麼“親子關係”概念。我曾經以為他嚴苛冷漠，其實是不善辭令。他的大半生時間都用來開墾、刻苦耐勞、娶親養子，哪有時間去“口述歷史”；倒是媽媽，他用五年割膠工資賺來的聘金相中的妻，透露了片段枝節，提供基本線索。

他絕不知道 ，我中學歷史考得最好，與他不無關係。當我秉燈夜讀，我哪裡是在備試，我在忙著尋找他的蹤影呢。

“三四十年代，支那天災人禍、饑荒加上戰事，國軍強召長男入役，民
不聊生，福建省以南大批華人前來我國謀生，協助開墾……”，即使躋身馬來文字中，我仍然可以認出混在人群中，少年的他。只是，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離家、出國，他臨行最後一回躺在自家的床上，窗戶外是什麼景像？他會不會記一輩子？告別爹娘和弟妹，赴一個未知
的方向，除了生離，死別的陰影可曾籠罩他？
我更無從想像，在早期船艇裡，飄流汪洋長達一個月，是怎樣的漫長，腦海但浮現博物館中，簡陋的昏暗艙房，木板上飯菜的模型，三個金屬盤子，盛裝幾片豆腐乾、長豆，供應一整長桌乘客的糧食……。

“割膠工人凌晨未三點即起身，戴上頭燈，提著膠刀膠桶開始割膠。割膠工人皆勤快吃苦，晴天是他們的工作天；遇上雨天，割膠工人只能乾著急發愁
，因為生計成了問題。”我能勾勒他發愁的神情。八十年代初，全球經濟衰退，他不但失去笑容，而且三百六十五天深鎖眉頭，這一切，都看在我 ── 一個小學生的眼裡。

椰風膠雨， 色彩繽紛鮮艷的奇花異卉，伏虎群象……這是許多人對熱帶雨林的想像，風景明信片式的，剝除了書寫策略的裝飾、驚險傳奇的刺激，或
環保、地理知識的實效，我懷疑它還剩餘多少浪漫與魅力，尤其，對一個四十年代孑然一身、孤單無依、連徒有四壁的“家”也沒有的少年而言，林子裡不但難得一見世界第一大奇葩萊佛茜亞(Rafflesia)，反而遍佈每日必須涉經的雜草，導致腿部長年累月生瘡流膿、苦不堪言；加上日以繼夜引針抽血的惡蚊，一口咬
在瘡痍滿目的傷口上，抓得癢來，一雙血腳已不忍卒睹。除了體外傷膿，雨林也是瘧疾和霍亂的滋生地，在荒山野地上吐下瀉，天不應地不響，都是常有的事，提供了豐富素材予“病痛文學”倒是真的。

“一九四一年，日軍上岸，佔領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凌虐百姓、姦殺婦女、佔領民財……”我知道，日軍命令百姓自掘土坑，以埋葬槍斃後的自己；日軍用自來水灌腸，百姓肚爆致死；日軍掌摑人民，頭歪骨折，殘廢一生；日軍……無數耳熟能詳的歷史畫面被上一代流傳著。我們被訓誨的開場白一向是：“你們呀，沒經歷日本時代，不知道苦……”，我想我真的無法知道，這樣的恐怖歲月，一天已教人無法消受，何況是三年又八個月，並且活了下來。他也許曾苦笑，早知就在故鄉當兵，戰死沙場也快活過這種日子，此時此地，何生可謀？

很可能，爸爸的生理心理就在這些熬煉中突變了。大半生的烈日烘焙、風吹雨打、撥弄曲扭，這一切遠遠抵銷最初十四年的黃土高坡與冰寒體質。冬天冒嫩芽的竹筍，雪中的梅，漸漸從記憶庫淡出，只收藏在山水畫裡。

到我出生的時代，爸爸已備好完整的家迎接我。近廿年的歲月，我一直很理所當然地獨佔一房，享受寬敞的客廳、廚房、露台、可盡情奔跑的石灰路，以及綠油油草地之間結果纍纍的紅毛丹、芒果、番石榴、香蕉、木瓜，紅橙
黃綠一應俱全。我們不用擔心被蚊子咬，因為爸爸總是讓草坪維持一至兩吋的高度，隔一段日子即把落葉堆成小山，放火燒得乾乾淨淨。我們也可以毫無顧慮地嬉戲野草上，偶爾生幾顆瘡，到爸爸琳琅滿目的藥箱一探，隨手滴個消毒水﹑敷上藥就成了。

木板搭建的大屋子，以及週遭廣闊的空間，是爸爸赤手建立的王國，只是﹐
他自己並不常在其中，除了休息。每天早晨天未亮透，爸爸毫不拖延的開門聲準時就宣佈一天的開始，未過片時，腳步聲已拾級而下，消失在石灰路末的鐵門。傍晚時分，我愛躺在斜木欄杆上，悠閒地觀看天空上姿態萬千的飛鳥，以及忽爾像小狗，忽爾又像鯨魚的白雲，直到倦鳥飛走、雲層也被紅霞染遍，天色
緩緩沉了下來……一個人影，此刻就會適時在夜幕閉合的一剎那穿過籬笆門，騎著單車歸來﹐這時我便會一躍而下，跑向他接過工作包。那皮面已畫花、拉鍊被厚厚的賬簿撐壞，有魚蝦氣味的包包，裡面有我期待了一天的華文報紙，也洋溢著爸爸的氣息。他是家的創辦人、 家長、資源供應者，但他極少出席於有形。他從黎明五點到晚上六點之間的喜怒哀樂，和我出世前的歲月一樣，統稱在“過去”二字裡。他像那棵佇立屋外的椰樹一樣，為我們擋風遮雨，提供果實果汁，而又沉默、無求地低調成風景的一部分。

幾十年就在孩子們忙著長大、忙著鬧情緒、忙著憧憬和要求中如飛而逝。當我也乘搭飛機離家升學，爸爸已年屆七十，終於決定退休，為近六十年的奔波勞碌劃上句號。

當他回到他的王國，那幢獨立式大木屋，孩子都已離開，建立了各自的家庭， 甚至已繁衍了下一代。幾十年的流轉，使一個少年成為“爺爺”和“外公”。在扮演家長、父親，重複又重複的鏡頭，一直到第三代的出現，他早已停格為永遠的望鄉人，文化名詞的標誌，在海之涯。

我在四面環海的島上，用他的文字閱讀他的故國；我的書寫和他的衰老在時針分針嘀答嘀答中，同時進行。我每隔一年回去團圓，他的白髮有增無減，他的面頰越陷越深，尤其那雙走過春夏秋冬，行過窮鄉僻壤的腳，已開始疼痛。“就像樹木，老了內裡就朽了、腐了。”他輕描淡寫，似乎形容的真的是樹木。四週的果樹倒的倒、砍的砍，都打橫躺著了，因為枝幹已枯竭，不再輸送養料和水份。我兒時躺過的木欄杆，何時也已脫開，並且呈乾裂狀……

不過，這趟返家﹐我從看夕陽的那個角度望去，訝然發現一堆土坵，那是前
些時爸爸又拖犁翻土，準備種木瓜樹用的。他說，等我明年回去又有水果吃了，又大又紅又結實的甜木瓜。

哎，我剛剛怎麼在睡覺呢？想起來了，頭痛又發，覺得冷。其實溫度不低啊，只是每次從家鄉返校上課，總鬧水土不服。一個月當中，從冬天移到盛夏，又從盛夏移回初春，我適應不良。

有一回我遲遲等不到機票，同學笑曰游泳回來。我不能。我的生命是被移植的，是那種連根部和著一小撮原土另植他處的移法，我不是游動的生物。

我在海外，在當地的溫度、濕度、光線的呵護下長成，我身子裡的生命力來自芒果、榴槤、木瓜、野豬、土雞、魚乾……，我在揮汗如雨的天氣裡雙頰紅撲撲滿是活力，在寒流中卻蒼白蕭瑟………

那爸爸呢﹖沒有人知道，在海外，爸爸曾否思鄉成淚，如何咬緊牙關克服痛苦與恐懼，快樂時向誰歡呼，悲傷時向誰求助，我猜，更不會有人過問他曾否生過青春痘，甚至…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來自中國，憑赤手空拳開拓了我們的家園。

他活在二十世紀，但二十世紀史裡絕不會有他，即便只是做為歷史符號的一小點。人類書寫的歷史，記載的是科學產品、戰爭、光環和銅像，爸爸的生命史，卻將記載在萬年前被海水漫過的泥土裡。只要仍有麻雀飛過、有風拂過、有腳印踏過，只要鄉音依舊，兒童一代又一代長大，生命史的律動就不變，哪怕在春夏秋冬或四季皆夏的國度。
我的家在海外，有空來坐坐。

(1999,臺北)

《輕》

「五十公斤的鐵釘和五萬公克的棉花，那一樣比較重？」
　　這是中學時常遇到的考題，我總是愣了一下，心想「又是你，你想怎樣？」
　　當然我根據事實寫下了正確的答案。
　　但鐵釘在我心目中還是重的，棉花也仍是輕的，說不上的感覺。
　　「在真空之中，五十公斤的鐵釘和五萬公斤的棉花，那一樣比較重？」有時出現這個版本，帶著一絲試探和揶揄。
　　我卻莫名地發起愁來。
　　打從出生，我們就不停地賣力累積重量，尋求更穩固的定點，因為誰都知道，沒有人可以活在真空狀態。不知從記憶的那一個階段開始，「輕」早成了最難負荷、擁有的重量，教我們無所適從。
　　我看過太空人在真空的太空艙裡生活的記錄片：所有羽量級、重量級的身軀像一群失焦的魚，在摸不著向心力的空間裡笨拙而滑稽地抓划，努力捕捉一支牙膏筒，抓著了，再吃力地將泥狀食物擠出，塞入口腔，一張張成人的臉遂露出單純而滿足的笑容。那樣的生命狀態，勾起我藏匿在年歲的深處﹑一種叫做記憶的纖體裡的一絲甚麼。
　　我記得在不知名的記憶角落，我彷彿曾像一顆沈甸甸的錘子，為著自己莫可奈何地膠著於區區一方小天地而焦躁不耐起來。
　　回想起來，任誰都要驚嘆自己早慧的創造力和勇氣，那簡直是使無變為有，驅逼生命向長征邁進的一股銳氣。我們都曾不顧一切地扭動一邊的臀部，不懼恥笑﹑顛顛簸簸追求移動的可能，於是，當我們以狀似柔若無骨的造型艱苦費勁地蠕動，拼命挪向可望不可及的位置，那些行走的人們則曖昧地大笑起來。
　　生命中初次用雙腳站了起來的經驗，應該是刻骨銘心的吧。雖然雙腳哆哆嗦嗦抖個不停，對自己在倒下之前尚可支撐多久毫無把握，然而，可笑的身體上卻是一張最有尊嚴的臉，驕傲自豪的表情令人捧腹不已，尤其，那雙眼睛煥發出又驚又喜的神采，足以把全世界的不可能化為可能，彷彿一旦有了這一趟拿捏輕重的經驗，就永遠不會忘記。
　　當我第一天上學，雙腳套上馬鞍般堅硬的暗紅皮鞋，咯咯咯走在沙石路上，從此開始擁有固定而必須行走的道路。
　　起初，我總是一板一眼監督著自己的腳丫，垂首乖巧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小小的身影怯生生打那條通往學校的小路經過，直至我的西瓜皮小腦袋影子越過校門打在地上的條紋光影。
　　漸漸我學習跑起步來，享受變速的暢快，我甚至嘗試攀爬上樹，以九十度的垂直為腳掌使力的介面。我還愛躲在樹縫間，忽地以腳面倒掛樹幹上，兩手往嘴邊捲成傳聲筒：「噢唷噢，泰山在此！」然後雙腳一使力，炫了一招空中翻轉，復坐回樹幹上甩著無所事事的雙腿。
　　可打從甚麼時候開始，行動竟然又回歸非本能的範疇，我不禁疑惑。那由於掌握了活動而帶來的喜悅和新鮮感，那腳掌敲擊地面的有勁節奏，究竟是何時離我而去的？
　　曾經，真的，曾經，我只是單純地活在一系列的發現之旅裡，我和玩伴們在其間測試自身的存在，盡力地把自己伸張、綻放，每天都搜尋新的收穫和突破，所謂時間，只在母親喊著「吃飯了！」的召喚中，敲鐘似地過場一下。
　　那時流行的一齣連續劇「太極張三豐」，主題曲中有這麼一句：
　　「誰能力抗勁風
　　 為何樑木折腰
　　 柳絮卻可輕卸掉」
　　大人們都以為說的僅僅是太極，而且也僅是說說而已。
　　我卻知道那是真的，那是一種關乎輕重的奧秘，掩埋在歲月的河床裡。
　　在那兒，我們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認識且熟悉時間與空間的柔韌和彈性。那是一種屬於語言範圍以外的狀態，只能感受，不可言傳，如同走鋼索的人，我們只能欣賞、感動於他精準的平衝之美，卻不能問他是如何游走在那最巧妙的觸點上。
　　其實﹐每一個人年幼時都是特技員出身，只是大家不知何時都馴化、鈍化，一身絕活不知不覺間荒廢了也不以為意。
　　在那被遺忘的時空裡，我們的一舉一動在在皆為激起無數心驚膽顫，雞飛狗跳的壯舉。且看，上一分鐘我們還在地上玩跳房子、把城門的遊戲，下一分鐘我們已不耐於安逸，自行將難度升級，把場景搬到五呎高的洋灰池上，在四吋寬的池沿間疾走﹑追趕著彼此﹐在無路可退的死角岌岌可危之際﹐發出勢可復甦心肌的尖叫聲──，母親往往蒼白著臉衝出來欲叫救護車，我們即象徵式靜默一分鐘．．．待她走遠，便發出野獸般的歡叫聲，犒賞自己的高水準演出。
　　那是一個豪氣萬千的時代，那更是一個嘉年華盛典。
長大後自以為成熟的人們太寂寞，因為英雄都還俗了，也許，過度的期待教英雄感覺太沈重，又或者，欠缺真心的喝采讓英雄活得太空虛﹐這真令人深深懷念起那個久遠的俠義小王國．．．。
　　在我們那一個玉米田邊的小社區裡，查理是我們共同的英雄。
　　查理並非來自顯赫的家庭，這點即便是我們這些最不以貌取人的眼睛也分辨得出來．．．查理結實而優美地翹起的小屁股，常常大方地敞開一小洞眼，讓我們又好玩又噁心地伸指一扎，瘋顛顛地笑成一團。
　　查理常常在吃飯時間流連於不同玩伴的家，父母們都會喊他吃飯，因為大家都知道查理沒有爸爸，是個外國人的孩子。查理的媽媽是個美麗、蓄著一頭烏黑長髮的年輕女人，可惜命不怎麼好，丈夫回一趟故鄉就跟別的女人跑了﹐一個人養孩子，沒甚麼時間看管查理，所以查理功課老趕不上，整天野孩子般動個不停。
大家都這麼傳的。
　　但這些消息對我們而言一點也不重要。我們當中，任何人只要有一項獨特的一技之長，就可以在我們無私的歡呼聲中成為快樂英雄。
　　查理是我們一群玩伴裡最藝高膽大的一位。只要查理一來，我們就排成一列極有默契的隊伍，浩浩蕩蕩、爭先恐後跑上二樓的陽台，極熟練的體操選手般登上欄杆，一昂首、一縱身，一聲聲高亢的「我來了！」── 朵朵白蓮似的人形降落傘紛紛接踵進入空中、笑鬧、漾開、徜徉、忘神在這種挑逗地心引力的遊戲裡．．．．．．當然我們沒有忘記在降落地面的一瞬間屈膝、伏身、讓一雙粉嫩的赤足穩健著陸、直起身、挺胸、露出燦爛的笑容。
　　我們一直都與地心引力維持著相互調侃而愉快的關係，因此，那個傍晚，當我正悠閒地躺在樓梯旁的斜欄上，欣賞飛鳥穿梭出入紅橙色的晚霞之際，隔壁忽地傳出一聲長長劃破空氣的慘叫聲，我不禁嚇得呆住了。
　　我們都不明白阿蘭姨是怎麼摔斷腿的。聽母親說，財連叔愛上別人，要與阿蘭姨離婚，阿蘭姨便跳樓自殺。那慘叫聲是財連叔發出的，當阿蘭姨還在半空中。
　　阿蘭姨沒有死成，卻摔斷了腿。我們看著哭哭啼啼但眼淚不多的阿蘭姨被抬上救護車，想不透她是因為太重而摔斷腿，還是因為太輕而自殺不遂。
　　降落傘的遊戲依然斷斷續續進行著，當大人不在的時候。因為我們意識到，只可以在小孩子的公共時空裡進行我們共同信仰的特技，否則，只要有人大驚小怪地慘叫一聲，我們便得一個個失靈地摔斷腿子。
　　的確有人摔斷腿子；在姐姐十三歲那一年。
　　那時我們都喜歡在樹上看書。
　　不是坐在粗壯的主幹上看。我們都知道，最舒服的位置是那種仍嫩綠，枝椏內部猶流動著葉綠素和水份的樹梢，坐在上面韌度十足，隨著風勢盪呀盪呀．．．．有時刮起一陣旋轉式的強風，只要大腿使勁一彈，就可擺脫技椏，如剝落的蒲公英種子，飛身追逐在空中翻滾著無數個360∘週轉，表演不下百次的滿分美姿﹑臉不紅、氣不喘的樹葉．．．．．。
　　依偎於樹的高度，順著視線望出去，天空之無涯，使我相信，我是與宇宙相連的，而斜視俯瞰，地平線的無限延伸，也讓我心篤定，知道海洋是可以抵達的，一如許多不可預估的未知。
　　但這一切卻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被喊了「卡」。
　　姐姐竟然在上國中前的那個暑假從樹上摔下來。姐姐可是爬樹高手呀﹗
　　我永遠記得那幾個令人嘩然、繼而黯然神傷的畫面。姐姐說，看，中間那棵樹上的紅毛丹熟透了，豈不是等我去採嗎？姐姐話還懸在空氣中，矯身一抓，人已攀在樹技的末端。
　　「囡囡，幫我接住這串！」姐姐一串風鈴似的笑聲向我招呼，我抬頭一望﹐見整團艷紅墜下，直朝地面投降。
　　「噗！」一串飽滿、溢出蜜汁的紅毛丹撲散在草地上，緊接著另一重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墜落在紅毛丹旁邊。
　　姐姐被送進醫院時，鼻血流個不停，上洗手間也發現小解全是觸目驚心的銹紅色，結果在四面白牆的醫院躺了一個月。
　　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我們熟悉樹的每一節枝幹，就像熟悉自己的四肢呀。
　　姐姐說，不知為甚麼，突然心中一虛，手腳忽地冰冷僵硬起來，就懷疑樹枝太細了，究竟可不可能承載自己的重量﹐這念頭才一冒起﹐樹枝立刻喀嚓應聲而斷﹐彷彿下逐客令。
　　從此，再沒有人敢坐在樹梢末端，把重量交託，去感受在空中的輕盈。雖說這是因為母親在姐姐受傷後下了道爬樹禁令，但我們自知，我們也都不敢再面對自身的重量﹐而那很久很久以前，曾經容許我自由闖盪於空間和時間隙縫的奧秘，早就離我遠去了。
　　我永遠無法想像，如果既有的行走能力被吊銷，我是否有勇氣重新回到那原始的起點，再一次哆哆嗦嗦嘗試掙脫地心引力的羈跘，把輕與重的概念置之度外﹐以純粹的認知與想望揣摩平衡的愉悅。
　　一包鐵釘和一袋棉花，那一樣比較重？
　　在地面上還是在真空中？
　　囤積了五十公斤的身軀，躺在四面鋼骨水泥牆中，隨著眼皮漸漸沈重，我漸漸發現，有時候我是一枚鐵釘，有時候，我也可以選擇做一團輕鬆地在空中翻筋斗的棉絮．．．．．

(1999﹐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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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戀 張依蘋

流 曳 於 傳 說 和 想 像
暗 戀
洶 湧 著

一 艘 艘 舢 舨 逆 流 而 下
漂 泊 黃 金 的 希 望
幻 滅
生 存 與 死 亡
回 憶 飄 向 遠 方
回 眸
一 眨 眼 一 凝 望
轉 瞬 成 歸 根 落 葉

而 赤 道 上
我 們 的 愛 依 舊 隱 密 荒 涼
在 法 的 邊 緣 之 際
我 們 選 擇 低 頭
注 視 愛 人 的 胸 膛
除 了 踩 在 堅 實 的 土 地 上
還 有 甚 麼 更 值 得 渴 望

不 可 言 說
是 妳 的 名 我 的 宿 命
福 爾 摩 莎
我 泅 泳 到 她 象 形 的 曲 線
我 戀 眷 她 心 口 綻 放 的 杜 鵑 花
她 呼 吸 之 間 烤 地 瓜 的 香 甜
可 我 荒 腔 走 調 的 歌 聲
註 定 我 尷 尬 的 身 份
與 沉 默

於 是 我 始 終 靜 靜
靜 靜 地
在 她 身 上 撒 一 把 祝 福 的 種 子
這 小 島 將 壯 大 昂 首
我 卻 是 未 曾 開 放 的 紅 花
在 顧 盼 之 間
假 裝 不 經 意 斜 視 她
青 春 的 驟 變
和 狂 潮

我 的 命 運 是 流 動 的
我 屈 身 親 吻 土 地
卻 不 留 下 吻 痕

2000年寫於台北
2003年定稿於吉隆坡

[ 點閱次數：3840 ]

《離散手記》 張依蘋撰

“你一旦飛翔過﹐
你在地面上行走時
就會雙眼望著天空﹔
因為你到過那兒﹐
因此你渴望回去。”
──達文西

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

就因為一次回國的度假﹐一次的面試﹐結束了我在台灣的寄居生涯。於是回來了﹐就像其他曾經旅台的先輩一樣﹐離開時還是一個青春的孩子﹐回來已是‘知識精英’的後備軍﹐站在和自己的外表年齡相仿的學生面前侃侃而談﹐內心卻若去了一趟遠行﹐恍若隔世。日子逐日逐日的過下去﹐其實自己卻像一個在陌生環境找到一份差事的旅人﹐緩慢地琢磨如何在陌生的自己的國度尋找一種生活的模式。
有一首無韻之歌緩緩從心中昇起。近廿年前﹐一名藍色的憂鬱詩人曾經如此吟哦﹕‘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Blue 再開始策劃著另一次的遠遊…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Blue 適應對民間生疏的善意 不可挽回的時間﹐任其遙遠…’
於是偶爾在新書發表會﹑詩人搞的小圈子﹑書店﹑電影院﹐這些我輩憑著嗅覺出沒的角落﹐發現很多人都回來了﹐變得馴良﹑安份﹐走路時讓一雙腳板溫和地輪流踩在土地上﹐剪掉長髮﹑剃了鬚渣﹐總是掛在網路想像空間的十指終於安靜地平放。
‘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離開過的人們都知道﹐吟遊的文字背後是漂泊靈魂的再回首。

Diaspora﹐離散或流亡

我記得﹐或者﹐我們都記得﹐赴台的第一個月﹐再次面對一種重新開始的衝擊。
第一次是從南中國海的另一邊飛到馬來亞大學時﹐除了身份證護照換洗衣物﹐從童年蒐集的記憶﹐生活的證據──那些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騷動的戀物癖﹕一年一年越變越小﹐被一年又一年吸收宇宙精氣迅速膨脹的軀體唾棄﹑遺留在衣櫥的小童校服﹐有著一層蕾絲﹑兩層蕾絲﹑甚至三層蕾絲的農曆年公主裝新衣﹑以及﹐刻劃著最初的書寫的﹐佈滿歪歪斜斜字體的練習簿──這些原本一早預謀留待晚年以為緬懷﹑回憶的物件﹐被時光隔絕﹑煙化﹐四年一夢乍醒﹐最初的家成了鄉愁的座標。
文字的世界是最龐大而無形的迷宮﹐一旦進入﹐只能往前走﹐回頭路比前進更迢遠。於是以義無反顧之姿﹐在上個世紀最後數頁翻飛之先﹐遁入那佇立福爾摩莎近一個世紀的椰林大道。
霎時﹐在路上﹐忽地再看不到‘berjalan’﹐‘berhenti’﹔‘前進’﹑‘停’﹐用漢字曉喻規則的世界﹐你意識到你成了一個秘密的闖入者﹐只要你不動聲色﹐人們並不容易從你的外表揭發你真正的身份。你真正的身份是甚麼﹖他們叫你‘僑生’﹐這是你旅居歲月之前所不知道的自己﹐你祖輩和台灣的歷史為你命定的名字。
“來到這兒﹐我有一種流亡的感覺…”那是初抵台北第一個月﹐和同樣從馬來亞大學到台灣唸書的兩個朋友發出的感嘆。她們年輕的臉龐仿彿閃過一絲擔心的神色。我從此也不再提起﹐但感覺依然延續。身份﹗你思索和反思的生命角色。語言或膚色的邊界再一次被顛覆﹐你發現一切必須開始重新定義﹐人生的位置沒有定點。

候鳥

每年的春節是台北最冷的一段時間﹐許多馬來西亞的旅台生只曾風聞﹐不曾經歷﹐因為﹐那也是學生們一年一度飛返赤道家鄉的時節。熱帶國家﹐中華文化的‘蠻夷之地’﹐可唯有回到此地﹐‘僑生’們才可能過一個團圓而熱鬧的農曆新年。
滯留校內宿舍趕寫論文的那一年﹐在台北濕冷的冬天崩潰﹐思緒思鄉成災。內在鄉愁匿藏體內猶如季節的警鐘﹐沒有飛返溫暖南方的候鳥﹐在異鄉失去理智的學術思路﹐一連數夜讀詩達旦﹐頹廢度日﹐如此熬到年初四﹐台北溫度終於回升﹐方從晃蕩如離群候鳥的失焦狀態回過神來。
春節後就是明媚三月。總是在杜鵑花血紅地染遍校園時﹐預知離別似地﹐背著沉甸甸的老牌手動相機﹐從花苞初結﹑繁花綻放﹐一直記錄到學生們再找不到足夠的落花拼圖示愛﹐又一花季謝去為止。
於此﹐大道兩旁的鳳凰樹漸漸茂密﹐從試探式地吐蕊﹐直至五月末的某一天﹐學生們一覺醒來﹐發現鳳凰花已綴滿紅艷﹐盛裝以待披上黑袍﹑頂著方帽的學生趨近合影。
總是在置身實景之際﹐以未來的角度審視當下的一切。因為﹐候鳥們都隱約感知﹐若干年後﹐在下一個寒季降臨之前﹐我們也許就在一番點數﹑囤積各類書籍﹑資料之後﹐把一切的記憶裝箱郵遞﹐呼嚕振翅飛回生命最初的領地。

旅台‧旅人

旅台人喜歡轉述一個故事﹐故事裡呈現出一個極致的旅台份子典型。關於那個大年夜﹐可能還刮著颱風﹐幾個年輕馬來西亞學子路過一間舊書攤﹐剛好瞄到一個身影──那個已經寫出不少具份量的小說和論文的學長﹐正抱著一疊厚厚的﹑紙質已經泛黃的舊書走出來﹐不太注重修飾的外表下﹐引人注意的是一雙專注有神的漂亮眼睛。
當然也有另一種版本的旅台軼事。據說曾經有一份兼職工作﹐在馬來西亞旅台生手中代代相傳。那份工作所需要的就是坐著﹐偶爾眼睛斜睨電視熒幕一眼﹐既可以有額外收入買書﹐又不會太傷神影響功課﹐是大家最嚮往的優差。可惜這份工作後來不知如何不了了之﹐落入‘外人’手中﹐成了永遠的‘傳說中的優差’。
匯率的換算﹐消費標準的差異﹐旅台生一開始總有著下意識把所有的支出乘以‘0.85’的內化機制﹐直至有一天﹐像一位唸哲學的學長說過的一般﹐發現“這樣怎麼能正常生活﹖﹗”﹐於是決定忘記馬來西亞的一切﹐過起買書像吃一碗麵﹑買CD像一天喝三公升水的生活。於是很快如魚得水地快樂得不得了。這樣的轉變﹐標誌著從旅人蛻變成旅台的狀態。
那原是島上五年生涯裡逐日逐月研摩出來的生活形式﹐一種波西米亞和蘇活的混合。研究生歲月﹐生活經年簡單而豐富﹐外在看來不過起床﹑讀書寫作﹑吃飯﹑讀書寫作﹑運動﹑吃飯﹑讀書寫作﹑睡覺﹐窗外的樹輕描淡寫地冒嫩枝﹑壯闊﹑落葉﹑褪盡﹐一季一季日常地過去﹐自己裡面卻若日日驚奇的壯遊﹐每日太陽過樹梢沉落後﹐一種因為嚴於律己而來的飽足感和狂喜慢慢滲透全人。
校園也因此成了那段日子的大本營。朋友見面吃飯常常是約在台大誠品書店門口﹑下午六點。每個月必須補充的新書﹑音樂CD不外誠品﹑聯經﹑唐山﹑玫瑰﹑大眾﹐大致足夠供養。總不忘記﹐每個星期天﹐到誠品一樓接二樓的樓梯轉彎處﹑後來變成在地下室梯口﹐取一份免費破報。以及每個月原本免費﹑四頁開版的誠品好讀。後來從30元飆升到90元﹑120元﹐當然也毫不欺場地從無顏無色化身七彩繽紛﹑有深度又年輕好玩的炫版。
離別之前﹐從台北中和坐捷運到台大的路程意義再次改變。原已經當作是出外──回家的路線﹐再度成為倒數旅程結束的風景。留守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朋友預言﹕你總要回來的。所有離開的人﹐每隔一兩年總要回來走走﹐這好像成了一種儀式。

台大地下室的告別式

離開之前﹐我沒有預告朋友。忙碌的現代社會﹐若非刻意保持聯絡﹐朋友之間一年半載見一面也是尋常的事。沒有告別﹐就仿彿也沒有離別。
我只是在起飛之前的那個下午回去台大。
複習超過數百遍的過程。經過池上便當店﹑7-11﹑那家強調賣不打針的雞肉的經濟飯餐廳﹑雲南涼麵攤﹑蛋糕店﹑婚紗店…交通燈轉綠後立刻奔過四條馬路﹐走入捷運﹑朝前進方向的位子坐下﹐古亭站換車﹐用最快的速度跑下樓梯﹐把自己塞進差一秒就關門的新店線列車。
步出捷運公館站台大出口﹐拐右﹐就是台大正門了。我習慣地從右門進去﹐門口那棵流疏半面盛開﹑半面清翠而沉靜。杜鵑花季已經過去了。我往左走入椰林大道﹐左邊第三棵椰樹三尺高的部位幾乎中空﹐張著一目瞭然的一個直徑15公分的黑洞。右邊接近行政大樓的交通島上﹐茂盛的鳳凰木樹身浮凸著幾圈扭曲而費解的樹痂。
再往前走就是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鐘。鐘聲二十一響﹐剩下三個小時留給思考。血紅色的鐵鑄傅鐘﹐和聞名遐邇的達文西所繪‘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比想像中小很多﹐意義卻不在於實體的存在。你可以沒看過傅鐘﹐但傅鐘是台大永遠的節奏。你也許沒看過‘蒙娜麗莎的微笑’﹐但她永是羅浮宮精神的一部份。
於是我終於穿過台大圖書館的大草坪﹐不進圖書館﹐而逕往地下的樓梯走。嶄新的‘台大圖書出版中心’﹐我剛踏進大門﹐柯老師正目送拜訪的客人出來。櫃檯工作的助理還不及反應﹐柯老師向我走來﹐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的徒弟﹐要回馬來西亞的大學教書去了。
‘來﹗這是我們台大的新產品﹐你挑個顏色。’既是紀念品﹐我輕聲請老師挑﹐總認為這樣更具紀念。老師豪邁的笑聲朗朗﹐‘T-shirt就這個顏色好嗎﹖棗色是哈佛的顏色﹗帽子就米色的﹐馬來西亞天氣熱﹐陽光烈﹐淺色清爽﹑不怕曬﹗來﹐進辦公室坐﹗’
柯老師的辦公室就在陳列室後面。出版中心主任的會客室﹐新穎考究的設計﹑昏黃裝修燈輝映﹐充滿質感而不失素樸的典雅﹐書架上的文學﹑美學書籍告訴訪客──主人另一重更悠久而並疊的身份。
啜著普洱茶﹐聽著柯老師的叮嚀﹐回國執教的心也更篤定了。老師極謙和地以過來人的經驗鼓勵﹐教學和自我訓練常是並行的﹐更是梳理研究生涯所涉獵知識的一種方式。‘學成就是奉獻的時候了。’老師微笑。‘很好啊﹐你就放心去做吧﹗何況如果需要支援﹐你總可以回這邊找﹐這個時代的教材是更多元化了。’
‘帶一盒台大自己出的便條紙回去用。’那是印著傅鐘的便條本子﹐淺淺的棕綠色﹐透露思古幽情。臨別﹐柯老師從書架取下一本精裝臺靜農先生的紀念論文集相贈。厚重的書體﹐承載幾代台大人的感情和記憶﹐我暗忖﹐以後要探望老師就不只是一趟捷運車程之遙了。
近黃昏的時候﹐我在椰林大道慢慢散步。這些年的時光裡﹐曾經無數次在路上遇見穿著舊T-shirt﹑騎著咕噥著‘奇奇卡卡’聲響的腳車經過的柯老師。柯老師在台灣是學術界重量級人物﹐平日瀟灑地笑曰台大有一個最後的嬉皮士﹐大而化之的格調﹐學生往往在入室接受論文指導後﹐才發現大而化之背後的嚴格﹐嚴格裡參照而出的溫柔敦厚。
經過傅鐘的剎那﹐我側過臉往左巡禮﹐夕陽正打在傅鐘上﹐像極一件經已潤色的油畫﹐我的心在春末初夏的輝光中感到了一個完滿的告別式。

‘我的飛翔不留痕跡
但我確實飛過
那是我真正的愉悅’
──泰戈爾

定稿於18.07.2004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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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詩人節遙念那兩片心中的土地,
以及,默默耕耘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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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三束》 作者﹕張依蘋

等待

你們一定還記得﹐第一天上課﹐你們都要寫“文學與我”﹐以及“我的自述” ﹔其實﹐那樣的題目﹐即便教了一輩子文學的教授來寫﹐也都是一個難題。我說﹐你們自由發揮﹐可以是一個字﹐也可以好幾千字。
你們都寫了﹐幾行﹑半頁﹑十多頁﹐手寫的﹑可愛誠實的筆跡﹐打字的﹐工整認真的。我鄭重地在每一張白紙釘個漂亮的孔﹐用線把它們紮好﹐放在有綠色植物的櫃子﹐靜靜躺著﹐
靜靜躺著﹐年輕的你們寫給自己的信﹐封緘著熾熱的情感和渴望﹐和迷惘。那是等待時光兌現的允諾之書﹐像童話裡吃了蘋果睡著的白雪公主﹐靜靜躺著﹐等待多年以後的自己回首﹐喚醒﹐並且驚訝﹐原來我們都是自己的王子。
而這樣的冬夜﹐我恢復了旅人的身份﹐穿著緊身黑衣黑褲皮革外套長靴﹐在歐洲的城市﹐一個人在粗石鋪成的古老街道走著﹐冷冷的風迎面吹來﹐陌生又熟悉。我想起了你們﹐在此刻的倫敦﹐離西敏寺不遠的街頭轉彎處。兩年前的那個學期﹐我每天左手抱著書﹐右手捧著繪有紫色非洲雛菊的杯子﹐越過那片綠油油的草坪﹐走到B棟地下講堂給你們上課﹐那些記憶的畫面﹐又遠又近﹐在此刻﹐在我眼前恍惚起來。

雪花的記憶

這是冷的季節﹐冰天雪地﹐偶爾天際透露一抹淺淺陽光﹐我便就著那溫度來揣想我的熱帶記憶﹐揣想著快要畢業的你們﹐揣想﹐我要對你們說些甚麼。
我猜﹐我大約知道你們這些日子經歷了哪些事物。不信﹖我數給你們聽。你們曾經希望﹐也曾經失望。快樂過﹐哭過。愛過﹐珍惜過﹐受過傷﹐並且決定原諒。或者﹐任性過﹑後悔過。執著過﹐也學會了釋然。你們繼續在陽光下行走﹑笑鬧﹑繼續面對未來﹐年輕的臉龐看不出傷痕。
想起你們﹐讓我的冬天變溫暖了。雪花在空中飛揚﹐飛揚﹐夾雜著你們充滿活力的嗓子﹐在無邊無際的雪白裡顯得特別響亮。小燕子﹐駱駝﹐Alex…你們喊著彼此…哪裡誰又吹起了笛聲﹐仿彿可解抑不可解…
在你們畢業前的最後長假﹐我再一次暫別了熱帶﹐這一次﹐我繼續北行﹐進入更寒冷的冬季。就要進入三月﹐遠方捎來你們的訊息﹐你們正在寫畢業論文﹐也在籌備畢業刊﹐希望我給你們寫一篇文章﹐對你們說一些話。
我想起原本跟著我寫論文的幾個孩子﹐突然想起去年年底﹐陪你們討論論文的方向和架構﹐你們年輕充滿憧憬的臉。想起一起搞出版的孩子。想起愛唱歌﹑愛藝術的你們。想起善感﹑獨特的每一個你們。
突然想起你們的臉﹐你們最初寫給文學﹑寫給自己的信(你們稱之為功課)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自己寫了什麼。

未了的事

這樣的時刻﹐該說些甚麼。或許你們終要理解﹐有些事只能等待時光﹐對多年以後的自己說。
而告別是必要的。生命是一連串的告別。學會別離﹐你就學會相聚。
記得第一次上課對文學﹑對自己的剖白嗎﹐那個倔強﹑純真﹑決心單挑未來的自己。多年以後﹐那個人還在不在﹐只有時間知道﹐那是自己﹐也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寫於二零零六年冬末春初﹐泰晤士河畔
13/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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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的日子》 張依蘋

買燈記‧之一

一直都喜歡明亮的感覺，尤喜歡那種一室的昏暗中，角落一盞靜靜的光暈，毫不靦腆地散發柔軟的光芒，把居家的人包裹其中，感到簡單而素樸。哪里有一個這樣的小角落，我就可以把心安放，在那里舒展自己的身體，與情感，我與自己在一起，世界在里面，我的脈搏如小河，輕輕的律動……

二零零四，十二月，日落時分，忽然渴望一種新的亮光，一盞新的桌燈吧！這是一己力量可以掌握的光源。那家販賣光明的店就在我的窗外，隔一條大街。又是集體交通阻塞的時刻，行人正好可以從汽車的隙縫間穿過，我從八樓的窗俯看外面的世界，心中對自己這麼說。

上半身披著蝴蝶袖，花邊衣擺的橘色上衣，下半身掛著魚尾黑底白斑長裙，我在街道的一邊張望，注視對街燈飾店的櫥窗，等待過路的適當時機。一陣呼囂的摩托車聲疾速沖來，少於五秒，來不及思考了，我閉上眼，暗忖來不及說再見，蠻橫的劇痛直直撞入，一切仿佛飛散……

“一個穿著魚尾的女人臥在馬路上，車輛在她身旁經過。”

■相處

開學了，學生在大學的過渡期校園來回穿行。

六十八張面孔，少了一張，那個提早向生命告別的孩子，從四樓躍下，一場孤注一擲的空間跨越，離開之前，應該很痛吧？沒有人知道。她如願從這個世界消失，了無痕跡，她整個軀體與地面的踫撞，也已經被時間過濾成靜音……

而六十七張臉孔，繼續上課，偶爾蹺課。我和你們，一二三四五，每天見面，至少一次，或者兩次，見情人都沒那麼多。有人說，“我愛你”天天掛在嘴上就會失靈，那，每天見面會不會變得情感遲鈍？你們不知道，穿著蠟染藍白長袍的我，有時會在踏入講堂前異想著，今天，我在你們面前，會是一個老師、一個姐姐，還是一台組裝精妙的有聲機器？

■沉香的記憶

和你們相處的日子，我開始喜歡沉香的味道，那種古老的，安靜而委婉的氣息，時間仿佛緩慢了，宛若穿著布鞋的腳，悠閑的散步……

每一天早晨醒來，我輕巧地梳理我的長髮，挑一件最心情的衣裳，踩著矯健的步履去見你們，並沒有忘記在出門前，旋開我的沉香瓶子，用我的食指印上兩滴沉香，一印在我的後頸，二印在我的手心。

和你們在一起，是我授課的第四個學期，心情微醺，記憶漸次地沉香。

■像個母親

我記得，學期初與學期末總是一種對比，青春的你們，在第一堂課上的生澀，是一種蓄銳待發的潛伏，像是賽跑的運動員在起跑線上弓著身，等待箭一般射出。因此，我知道，你們的靜默是一種必要的偽裝，而已。我不必翻窗進入你們的學生屋聆聽，也可以想見，你們在課堂外是多麼的生龍活虎。

可你們的情緒是會變化的。每一堂課都是一場理性與感性的交加錘煉。學期過了一半，你們的臉還是一樣，青春痘沒再增加，表情卻漸漸內斂了，深沉了，偶爾還出現一抹一閃而過的憂思、哀愁，或同情。

我覺得你們長大了，慢慢甩落毛躁的稚嫩尾巴，不再是毛頭丫頭。我看起來恆常，是不再年少，仍未衰微的人生階段，面對你們，我的心偶爾歡欣或抽搐如母親，我覺得自己里面開始有了一點年紀，像一個母親。

買燈記‧之二

最後一課，十四堂課的最後一小時。覆蓋綠色罌粟花的包裝紙下，藏著一個你們叫我“猜一猜”的秘密禮物。我覺得教書是我的本份，你們卻要犒賞我，送我一份禮物，告訴我︰做得好啊！

在一個人的自己的房間，我好奇地小心揭開，你們送來的神秘盒子，頓時滿室生輝──一盞S形紙燈，搖曳生姿地放光。

我笑了，像個擦亮一根火柴的小孩。

“窗下，人魚般在街道上受傷的女人醒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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