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部落

编辑的删改权

拙作《精神病药物价格昂贵》有幸在“星洲”沟通平台露面，其实不感意外，反而想知道编辑对我的文章到底会作哪些修改，我嫁出去的女儿会被装扮成什么模样。

结果不出所料，改动是有的。我循序渐进地从头看下去，开头到结尾前两段几乎一字不漏的刊登了，正在欣喜之际，怎么本地报章有些长进了，然后才看到戏肉。

文章的结论和电影的结尾一样，我相信喜欢看电影的郑副总编辑也会认同此语。开场只不过是叙述事发经过，引向高潮，结局带出的讯息，或者没有结局？那才是一篇文章的成败定论。

我一向以为编辑的责任是改正错字，校对语法，当然，这是小学生程度；然后应该是检查语句通不通顺，语言表达有没有问题，这是中学程度吧；再来是审查内容有没有问题，语言是否具有煽动或乖离原则等问题了，当属大学或研究所程度。

我读着“我”刊登在星洲沟通平台的“文章”，署名“天祥”，事实上我通过电邮和文章附件尾端，都清楚地（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有些编辑分不出电脑不同中文字体下呈现出的汉字）写着“天洋”。“天洋”，大家看清楚了吗？如果看不清楚，是否可以换个字体看看？或者请小学老师来教导改正错字？

我读到最后两段，才让我胆跳心惊。现分别摘录如下：

天洋投稿的版本：

…………

贵报之前在副刊广泛报道忧郁症，固然引起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但仅止于感性和煽情的文字，并不足以改变什么，甚至无法让人看清国内目前的真实情况。当精神病药物价格越来越贵，是否表示精神病已成为一种富贵病，中下阶层的人民无法负担高昂医药费，导致这种病症出现“贫富鸿沟”？

希望贵报秉持新闻工作原则，能够多做些深度报道和专题追踪，让政府不再重蹈覆辙，在医药卫生问题上出错，以取回人民的支持和信心。

“天祥”刊登的版本：

………….

貴報之前在副刊廣泛報導憂鬱症，固然引起社會大眾對精神病的關注；但精神病藥物價格越來越貴的問題，卻應該由誰來替我們解決呢？目前精神病已成為一種富貴病，中下階層的人民已無法負擔昂貴的醫藥費。

希望貴報秉持新聞工作原則，能夠多做些深度報導和專題追蹤，也提醒國家領袖要關心這些貧窮病人的問題。

请问大家，这两段文字，虽然有些相似，但是意思相差何止万里！

首先，我没有下结论说：“目前精神病已成為一種富貴病，中下階層的人民已無法負擔昂貴的醫藥費。”我是在质问：中下阶层的人民无法负担医药费，是否会导致这种病症出现“贫富鸿沟”。

这就像小学生做语文习题，明明题目要求疑问句，却写成陈述句，请问编辑大人，你小学毕业了没？（啊。忘了您是大学毕业的，在执行上述第三任务）

再看之前的文字，抽掉了中间的一段，把“……固然引起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但仅止于感性和煽情的文字，并不足以改变什么，甚至无法让人看清国内目前的真实情况……”精简成“…… 固然引起社會大眾對精神病的關注；但精神病藥物價格越來越貴的問題，卻應該由誰來替我們解決呢？”

哇简直就是长文缩短的范例，和反贪委会高官的说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是语言的暴力，简直就是语言的艺术。（嘿嘿就像从15楼坠下那么具有冲击力）

最后，我当然做了结论，不过结论被巧妙的移花接木、粉饰太平了。

一切显得无声无息，温和中庸，比我写作时尽力压抑的怒气尝试作理性陈述时更加不愠不火，就像卫生部长廖中莱在15马来西亚短片里的形象一样。

结果怎样，大家心里有数，要说的，都被阉割了。如果一个编辑无法如实呈现作者所欲表达的思想，反而刻意为了某种目的删改（注意不是修正语言毛病）原文的意思，他是什么编辑？

如果删改后无法完整呈现作者原意，或一部分意思被消音，这和窜改文章有什么分别？编辑是有增删文章的权力，但如果故意加上自己的见解，或通过剪贴、移动、复制，改变原文的意思，那是不是滥用权力？

虽然每个投稿到报馆的读者都知道文章一定会被改，但也不希望被改头换面，更甚的是编辑“自行了结”，将文章赋予自己的理解和意念，给予一个美丽的尾巴。

我们要求报馆重视作者的权利，正如编辑的权力一样重要。请问你们有改梁文道的文章吗？请问你们有改张曼娟 的文章吗？请问你们有改王丹的文章吗？如果你说我不是梁文道张曼娟王丹，只会让我更鄙视你。

设立沟通平台的目的，就是广纳民意，开通言路，如果连小小的容人之心都没有，不尊重投稿人的著作权，任意删改投稿人的意见，把“平台”变成一言堂，根本就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宣传，借民意装饰自己门面，最终让人唾弃，然后来来去去只是那几个忠实读者啦，本报高级什么什么啦，驻哪里哪里的特派员啦（奇怪不见什么当地特别报道就尽会写这些马屁文章）。

现在的读者是聪明的，但也有聪明人被蒙蔽的例子，且比比皆是。星洲的正义至上，我看到的是它的惺惺作态；星洲的情在人间，我看到的是它的私情任姦。

如果要证明以上所言皆非，只要一字不漏在星洲言论版刊登此文，我会登门向星洲老总谢罪。

文：天洋

20090820

（另，投寄此文后，该报副刊主编马上复函，信中所言，令人喷饭。在犹豫是否要公开，害怕失去私德，编辑与读者的私下来往信件公开与否，与两者的交情关系重大，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恐怕开此先例，以后无人敢回信，即使回了也不敢透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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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药物价格昂贵

作为一名精神病人 ，长期吃药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两年前，医生调整了我的用药，用Olanzapine和Epilium配合，两者能够稳定情绪和帮助睡眠，控制我的精神病症——Bipolar Disorder。由于Olanzapine是新药，疗效好，副作用少，我的病情控制得很好，不料到了今年华人农历新年期间，这种新药的价格猛涨至每颗16令吉，我每晚服用一颗5mg的药，拿两个月的药需花上约960令吉。

我一向在马大医药中心看医生和拿药，马大去年开始将配药处一开为二，一处是普通价格的药，收费和之前一样；另一处是特别药物，收费“特别”昂贵。上述Olanzapine本来在普通药物处领取只需每个月30令吉，那天我们被唤至另一个柜台拿药，药费单出来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当场看傻了眼：960令吉！带不够现金，只好先拿两个星期的药。

后来复诊，医生才说政府撤除了这种药的辅助津贴，以致它的价格飙涨，我只好向医生提出暂时停药观察，看能否不用依靠此药。

最近与一名南马的友人通电，他的弟弟也是精神病患，服用的药其中一种也是Olanzepine，他说那里的政府医院完全停止供应此药，要病人到外面药房购买，而且一颗售价19令吉！他弟弟选择换另一种旧药，但是不能适应结果还是得吃回这种药，家庭经济负担很重。

我昨天去马大复诊，医生劝告我服回原药，并说政府的政策从今年起撤销了三种精神病药物的津贴，其中一种就是Olanzapine，另两种药可用以治疗精神病里的Bipolar Disorder、Phycosis和Depression。我一个朋友间接告诉我说他可以通过卫生部长廖仲莱的助理协助我解决“贵药”的问题。我想卫生部长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吧，比如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更迫切需要的精神病人提供更廉宜的药物，该助理应该积极搜集资料整理报告给部长，以便为国家的医药卫生系统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尽一份力，至于我这个小人物，心领了。

精神病药物价格不一，昂贵者多为新药，已被证明疗效可观，较便宜者是过时的旧药，副作用多，但仍然有许多病人服用，或医生开出这些药方，一是因为病人的经济情况，二是医生本身没有进修，没跟进医学最新发展，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诊治手段。

贵报之前在副刊广泛报道忧郁症，固然引起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关注；但仅止于感性和煽情的文字，并不足以改变什么，甚至无法让人看清国内目前的真实情况。当精神病药物价格越来越贵，是否表示精神病已成为一种富贵病，中下阶层的人民无法负担高昂医药费，导致这种病症出现“贫富鸿沟”？

希望贵报秉持新闻工作原则，能够多做些深度报道和专题追踪，让政府不再重蹈覆辙，在医药卫生问题上出错，以取回人民的支持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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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罗国文（续上期）

认清定位           积极行动

作品篇

记：你的每部戏都会给观众不同的观戏体验，观众对于你的戏有些什么回馈？

罗：我每做一部作品时抱着的心态，是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通过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与观众分享，观众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喜欢或不喜欢。基本上，如果这纯粹出自个人的喜好，我不会太在意；可以从中得知一般年龄层的观众偏好什么东西，而这些对我的创作影响不大。

这是一个文法的问题。一个人无法掌握电脑知识，就无法操纵电脑；当一个人对剧场的文法无知，不了解社会的体制和某些哲学性的想法，就无法“正确地分析”一部作品。

没有一百巴仙的观众

以电影为例，有些人喜欢看王晶式的笑谑喜剧，有些人却能接受王家卫的艺术电影，不管做任何题材，都不会有绝对一百巴仙的观众。

艺术很难去分析对或不对，有些人听音乐或喜欢它的歌词，或陶醉在它的曲调中，但你说他真的懂这个音乐吗，可能他也说不出来。我觉得，欣赏东西时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去体验和分析。

就如一个前辈所说：要做一个好演出可能要先看过一百个不好的演出，才能够分辨出好和不好。

记：思考模式是否会影响导演的风格？你会不会把自己定位为哪一种风格的导演？

罗：我不喜欢定位自己为某种风格的导演。其实也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无法归类。每一次在舞台空间设计、音乐、服装造型上我都会作不同的新尝试。

美学偏好体现导演风格

至于思考模式，是个人对事情的看法，而导演的偏好，特别是美学上的偏好，才是影响他风格的因素。风格是美学上的，我比较注重灯光上的处理，会和合作伙伴一起想怎样玩空间、舞台的设计，不喜欢做实景，而偏好用舞台创作一个空间的设计，就如《报告禄》里搭了一个台，还有《安蒂岗妮》和《动物农庄》也是。灯光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有趣的处理，灯暗灯亮都代表不同的意义，如何亮，亮得快或暗得多慢，等等。在设备比较简陋的剧场或舞台，就想到运用一些剧场专业用途以外的灯具比如灯泡，这也是创作里有趣的东西。

每个剧场都有生命

创作者每一次做东西时，都要对课题敏感，和发现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去到不同地方演出，同一部戏，例如在首都剧场或Ue3的剧艺文化剧场演出，都有不同舞台处理手法，如果看不到空间的特点，戏就有问题。这是蛮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剧场有不一样的生命。

记：你怎样定位自己？

罗：应该这么说吧，如何看待自己目前处于怎样的状况——就是一名剧场工作者。

记：嗯，定位越简单，目标也越明确。

罗：也对。

记：未来有什么计划？

罗：会继续做平台的交流计划，与华、巫、英代表分享各自对课题的看法。

目前在本地搞剧场，很难掌控资金，有多少人可以继续做下去也是不确定因素。我希望看到马来西亚整个大环境有所改变，至少直接针对戏剧或表演艺术设立一项基金，正如新加坡有National Art Council和香港的文宣会资助和推动文化艺术活动。

设立表演艺术基金

艺术是一门没有办法赚钱的生意，即使在纽约百老汇音乐剧也总是亏钱，那是有钱人觉得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看表演、提高名望和社会地位的活动。真正赚钱的演出都是公演了超过五年如《歌剧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等。

我们要改变大环境走向更专业，大家相互配合。目前的困难重重，很难看到要先解决哪一个问题，先做什么都不对。只是期待大家会有更多的交流。

（与“交流篇”刊登在第15期《戏纪元》）

摄影：欧阳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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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篇

记：记者

罗：罗国文

记：你觉得做一个导演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罗：大家在创作一个课题的时候，跟一批人一起工作，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到演出的整个过程，包括观众给予的回应，是最大的满足感。我觉得生命其实是一个没有句点的过程，要让生命没有终极的满足，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欲望。说满足不如说是享受整个过程吧。

记：你本身也是一位灯光设计师，那么当你做导演导戏时，会不会也考虑到灯光设计的问题？

罗：其实导演在导戏时要考虑全面，包括什么时候音乐要进，什么时候剧情应该发展到这个阶段，什么时候人物角色的情绪要到什么点。就拿《动物农庄》来说，可能小说里有些地方是不够清晰或交代不明确的，当初我和中文剧本改编燕棣研究剧情，发现需要加强的部分，就加了一场“拿破崙”和“史奎尔”讨论怎样对付“雪球”的戏。我比较不会先想好灯光才去导戏，通常都是导戏后才慢慢去想灯光要怎样处理。——除非是做一些视觉和听觉部分的表演，那可能会先考虑灯光的部分。毕竟那样的演出强调的是给观众一种视觉上强烈和新颖的体验。

[当我们谈到导演怎样去保护演员时，提及国文的一部作品：《安帝岗妮》。与他在那部剧合作过的李永庆说国文懂得利用一些手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填补演员的不足。国文强调其实他在处理这部剧时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即以特别的灯光或场景布置来“掩盖”演员的不足。因为这部剧其实是他的一部旧作，曾经由他执导912演员培训班的演出，而这一次由新纪元学生担纲演出，基本上都是沿袭以前的模式，包括灯光和场景设计等。当然，国文也指出一个导演要懂得保护演员，不可能把不好的东西挖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吧。]

记：你在新纪元学院教课，对于学生的演出和专业演员的演出，在导戏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学校教导学生演戏，我清楚地知道，是和他们一起学习，教导他们一些东西，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习、成长，而演出并不是最终极的目标。至于演员演得好不好，我反而觉得学生有没有尽最大的能力，在怎样的环境下学到最多的知识和经验，才是我的最大考量。至于在专业演出方面，我要在观众面前呈现最好的一面，所以我对演员的要求也就不一样。

记：就你的观察和切身经验，大马中文戏剧圈与英社和马来社会戏剧圈子比较，有些什么优势？又有什么不足之处？目前马来西亚中文舞台剧的发展空间大不大？如果以你在海外的经验来看，我们有什么是应该改善和纠正的？

罗：我想先了解你要作出这个比较的原因和重要性。

记：就是可以通过与英社、马来社剧团的比较，从中发现中文剧团的不足之处，比如说他们如何拥有一批忠实的观众群和剧场经营的问题，可以借此提升自己。

罗：首先我不喜欢也不会用这个区分法。把剧场分为英社、中文或马来剧团，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真的要讲区别，它们或许就只是语言的不一样，其实大家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剧团都可能面对各自的问题，有些英社剧团面对的问题，也会在中文剧团里发生，但我不能说它就不是中文剧团。所以我们出国交流时都不会以大马中文剧团代表自居。就语言的差异来看，因为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大多是出国留学的，而且西方世界比较先进，所以英文观众的接受度和包容能力会比较高。

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其实大家都懂，你说英文戏剧观众多吗，也不见得；马来戏剧有些也很少观众，但重演Puteri Gunung Ledang又会很多人捧场。所以就是得看戏码吧，也要看你的宣传，你怎样去找观众。比如说Instant Café剧团的作品一向来商业与社会议题性并重，之前的作品都叫好叫座，最近一部“Kurang Manis”原以为也会成功，谁知观众也很少。所以这其实也无关语言和种族，应该以各个剧团每部作品的制作来研究吧。

记：你觉得英文源流、马来社会和中文背景的剧场中人有没有可能联合一起呈现一部大制作？或者大家的合作可以去到那一个地步？

罗：我觉得是有可能，但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以我们“平台计划”的“击破”演出，由一个国际交流计划开始，现在我们继续做下去，找来国内三语源流不同背景的12人一起坐下来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同课题交流自己的看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做一个演出。再以当年你们做的那部“敦陈祯禄传”为例，其实我看不到有关当局的合作诚意。到底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互相交流合作呢，还是有一个潜在力量在主导。英文有一个词：“Collaboration”，它可以解为艺术上的交流，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占领殖民地后要求当地人的合作之意。所以我们如果要合作，就必须有分享、交流的平等平台，一定要明白自己参与的目的。

交流篇

还未开始正式访谈前，记者先问罗国文对这次受访会不会感到意外。他仔细想了一想然后认真地回答：“其实也不会意外，因为在这个圈子里迟早有一天是会碰上的。”对于心向太阳剧坊，他坦称不十分熟悉，一直是通过文字的说明或别人口中可能以讹传讹的印象。不过，他针对一件事情，特别语重心长地希望我们不要“无心做坏事”。

那是剧坊和韩新传播学院联合开办“戏剧传播系”一事，他认为这是满勇敢的，可是大家会有疑问，毕竟没有科班出身的背景，办戏剧系非同小可。教育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能力包括学历上和知识上是否足以担当重任。“教育是蛮重要的，因为它培养未来的戏剧栋梁，你必须掌握戏剧的发展、演变趋势和各个流派，必须向学生和社会负责。”

“剧坊的人可能都很用心在做，但必须厘清自己的方向。你们可能都不是科班出身，但重要的是不断进修和思考，通过工作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继续提升。”

心向太阳剧坊要了解自己的定位，是普及化艺术呢，还是追求精致的艺术，戏剧是用来讨论某项课题或表达思想的媒介，电影或文字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戏剧，而不选择其他？

“可能整个大环境里大家难免互相指指点点，我也不想牵涉其中，我更倾向于用行动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你们也应该用行动证明你们的看法。

“还有一点，诚恳很重要，只要抱着诚恳的心态，即使失败了，别人也会支持你。你们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优势，例如出版的季刊，但那次关于鸿鸿的报道，把一个座谈会写成人物专访，却是一个不诚恳的示范。”

最后，国文分享他领导平台计划的心得：我想要做的，往往比他人要做的重要，我不能保证能够给你什么，但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可以一起去做，最后各取所需。

是的，我们坚持的信念，是在确认自己的方向后，努力去以行动来证明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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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come legendary, not temporary; to become classical, not popular.

追求永恒的价值，是创作的终极关怀。

写作如此，做音乐，亦然。

当年Beatles渐受欢迎，谁能料到他们如今在乐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斯深远崇高？人们以为只不过又一支流行乐队冒起，掀起一阵风潮后就会消失在星海中。看着他们不断成长，音乐风格推陈出新，有着革命性、划时代、引领风气的艺术修为，还自称比贝多芬更伟大，他们的音乐野心，或可说宏观视野，甚至是对音乐创作的坚持和奉献，促使其伟大的形成。

当然，有心而无力；思而不学则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每个创作人都想自己与作品不朽，只是力有未逮者占大部分，少数偶有佳作则沾沾自喜而不求上进也有之，一些持续创作水准保持但突破不了框框也常有之，只有绝少数在不断的创作中，凭着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成就大师级的作品。

大师们，是以生命来创作，创作就是他们的生命。

有些音乐人到了一定年纪，不再有出色作品，所以我们特别缅怀罗大佑的童年和唱着他的恋曲1990，我们深深了解李宗盛的寂寞难耐和低吟着凡人歌。我们不了解罗大佑现在讲的冷笑话被报章低智商的娱乐记者写成头条，不知道李氏吉它卖的价值是否媲美他当年写歌的激情。

我们只有怀念，惋惜。

我们都在期待一把声音，在郁闷的阴霾天气里，在政治高压圈的大马天空底下，释放心底潜藏已久的能量。周金亮的吉他已老，童心虽在，廉颇能饭，米价高涨。我不禁想起Adi Jaggat当年的破木吉他声，他此刻是否在某个渔村撒网，还是在国外寻寻觅觅、何处杨柳、一叶孤舟？我们自己都有一把声音，只是不曾真正认识好好善用它。情绪坏时用它吐脏骂秽，情绪好时用它在卡拉OK以身作则绑架耳朵。当情绪真正来时，却忘了如何使用它，发出内心的呼唤。

我们从小被教导一种方法，考试拿一百分的方法；

我们从小被灌输一个价值，将来功成名就赚大钱的价值；

我们现在从小要被教育一种精神，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我不知道如何诠释，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一大堆不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它其实是什么。

因为如此被动的方式，我们就只能继续被动。当某人忽然主动想做什么，周围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他：破坏体制、制造骚乱、思想异端、悖离常道、………..

音乐是艺术，艺术就不能按常理出牌。好玩的是，每种艺术有它的形式：音符在五线谱上跳跃，诗歌在韵律意象中游走，舞蹈在肢体伸展旋转中颤动……

自由在规律中显出自由的可能，规律在自由中显出规律的可贵。

当上帝将音乐创作的才能赋予人类，早熟者如莫扎特被惊叹热捧，苦命者如贝多芬被后世传颂。一时的推崇未必流传千古，时间是经典最好的验收人。

现在一片靡靡流行乐中，有多少传世经典？或许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人人都说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你管他三五百年后的世界是怎样？即使他们不再听周杰伦又怎样？我们一样可以拥有我们的周杰伦。

不错。如果我们只想周杰伦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想为这个时代留下刻记，一切低智商的想法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回过头看，有没有一个时代我们记不起它的作者、它的音乐人、它的画家、它的科学家、它的思想家、哲学家？如果有，我们一定知道那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如果有，我们还可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也正在处于这样的状态：混乱、无序、价值沦丧、集体迷失。

我们要开创一个局面，不能凡事以快求利为主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音乐本无情，闻者知其意。周杰伦的成功，是因为他做的就是自己的音乐，懂得在商业与艺术中平衡，游走于自我与群众之间。如果有一天周杰伦不再流行，不代表他的音乐生命终结，只要他仍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从电影、广告、电视剧等参与中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在商业环境下这个可能性很低），用生命的成长为音乐加分，让音乐在生命的进化中变得深刻，流行不再是他的目标，他的字典里可以将“永恒”放在索引检目中了。

当他唱出一代人的心声，那一代人就是周杰伦世代。

你说歌手不需要背上这么沉重伟大的包袱吧。我说其实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最初的理念都很简单，只是要表达自己罢了。慢慢慢慢他就唱出了旁人的故事，慢慢慢慢他就唱出了整代人的悲情。一个伟大的音乐人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伟大。你刻意要伟大起来吗？肯定办不到。虽然他们都有预感，都清楚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定位，所以他们才会默默地干，一步一脚印，不争销量，不争锋头，也不排除出名，不抗拒获利；知其所进，知其所止，知其所退。进，有所欲为；止，有所不为；退，静待时机，沉潜修炼。

当一个大师不容易，一个民族可以因为一个杰出人物而在世界上抬起头、挺起胸。英国人说所有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都比不上一个莎士比亚。的确，莎士比亚的文化艺术影响力征服了全世界，那是东印度公司以武力和商业手段无法渗透的人性隙缝。

中国作家贾平凹正一步一步走向大师，如果未来十年、二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恶化，以他丰沛的创作力，累积的文学作品成就非凡。

大师的创作，从每个不同的阶段可以看出他生命转变的痕迹。而灵光一闪的才华横溢者，表现的也只有当下摄人的光华，是否持久，还得留给时间审判。

我摇个电话给2200年的年轻人，问他记不记得廿一世纪的哪个歌手。他一连串“嚇、嚇、嚇，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我不知道他是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是听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

                                                                2009.08.09凌晨 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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